【奋进的春天】习言道｜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动员是一种积极的紧急对抗措施，其目的在于发动全体国民共同奋斗，对付紧急危险局势，尽力减少紧急危险事态给国家和国民所造成的损失。

现行的三有动物的判断标准——有益、有重要经济和科学价值没有突出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也不科学。对于不依法行使职权的监管部门，建议授权前述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一些专家提出，放生从表面上看是对野生动物的一种保护，但很多动物并不适于本地的生存环境，强行放生会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现有的一些罚款标准过低，不利于打击违法行为。对于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除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旦过了子二代，产业界普遍呼吁，不宜再作为野生动物对待，而应作为经济动物对待，譬如允许合规的宰杀和商业利用。各种野生动物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重点和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根据自身需要而作的分类。立法目的中的保护野生动物不能只限于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顾及所有的野生动物。

三、驯养繁殖内容的修改 （一）法律问题 有专家提出，繁殖和驯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野生动物根本不可能驯化，但可以人工繁育，因此把驯养繁殖两个词合在一起不妥当，建议改为人工驯养和人工繁育。在全国和省级人大环资委下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检查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专项工作报告，这一规定被起草者解释为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

社会安全事件在我国俗称为群体性事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民主集中制成为一切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大大加强了党组织、国家和社会体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权威主义国家自古就存在，其形态包括专制国家、法西斯国家、军事独裁国家等等，仍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盛行。20世纪民主、宪政、法治在全世界广泛推行的同时，紧急权力和紧急状态法律条款也融入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典和一些部门法中，并在战争、动乱、灾害、传染病、罢工、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等情形下得以适用，甚至在毒品贸易、虐待儿童、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2004年八国首脑会议、2006—2007赛季的欧洲足球赛等社会问题上也得到延伸适用。

社会主义国家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理论，在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中国是这一类型国家成功的典范。美国建国初期，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购买路易斯安那、支付大量资金购买军火等行为，都属于未经法律授权的例外行为。

[59]Detention, Treatment, and Trail of Certain Non-Citizens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66Federal Registers 57833(Nov.13，2001). [60]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60页。治理措施较为多样，出现了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等等。参见前引[85]，汪永清主编书，第35页以下。应急预案最早应用于安全生产领域。

随着欧洲的殖民运动和世界性的法律移植运动，这类法律传播到了亚洲、非洲和拉美许多国家。国民党退踞台湾以后，这一临时条款继续有效，并历经4次修订，台湾地区戒严令也根据临时条款得以发布。例外法模式是一种权宜之计，无法长久发展，最终也要被合法化。[11] (二)近代：戒严法与围困状态法 近代以来欧洲战争、内乱不断，这一时期兴起的紧急权力法基本治理这类紧急事件。

[2]这些奇特的现象产生了下述基本问题：作为一种内在矛盾的产物，紧急权力法是如何大规模兴起的？这种法律的理论基础何在？具有哪些类型模式？不同类型的紧急权力法各有哪些优缺点？ 紧急权力法在中国也经历了形态各异的发展历程。[57]前引[7]，C. L. Rossiter书，第12页。

但是，紧急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支配，服务于恢复常态秩序、保障基本人权的最高目标。宣布之后，一切行政权力集中到最高军事司令的手中。

至此，罗马专政制度终止。如果议会因休会等缘故来不及启动，总统、总理等可以先行宣告紧急状态，但之后议会必须迅速集会、决断该宣告的有效性。这一法律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修辞紧急权力法的出现，也标志着紧急权力的治理对象扩大到社会事务领域。此后，由于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颁行，关于紧急权力主体的法律问责制度才逐渐建立。[61](3)紧急权力在运行期间，要遵循必要原则、比例原则等等。[24]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重申了必要理论：当危险迫近，来不及把问题向当局提出时，需要本身可以允许权宜行事。

行为人既不是执行法律也不是违反法律，仅仅是纯粹的事实行为，不涉及法律评价。专政权应该由致力于捍卫既存宪政体制的、代表公民社会每一个部分的人实施。

危机政府首先是、经常是总统们和首相们的事业。康胜利：《渤海二号事件的部分内幕》，《劳动保护》1999年第7期。

[45]前引[42]，Carl Schmitt书，序言。采取各种例外措施的紧急权力主体，主要是行政机构(包括军事机构)，有时也包括立法机构。

而且，例外法模式会造成常态与非常态体制的衔接不充分或断裂，这一缺陷在我国已经表现出来，如应急预案的性质、效力及其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问题。[45]施米特的这一理论得到了魏玛宪法的制定者胡果·普鲁斯的认可，并以之解释魏玛宪法：宪法第48条之下的总统是一种委托(专政者)……当今时代的一切特征都在向人们指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基于宪法第48条的专政者，不得不将在捍卫共和国及其统一体方面扮演较之以往更为重要的角色。施米特根据专政制度在古代和近代的不同形态，将其划分为委托专政和主权专政两大类型。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对于政府和武装力量紧急权力后果的法律审查，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

[84]应急预案的这些特征，使得我国在短时间内克服了政治动员模式高度集权、变化不定的缺陷，以及调适模式发展的缓慢性，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当前我国各类紧急事件频发的治理需求。公元前44年元老院通过的安东尼法正式废除了该制度。

在后者之下，军事司令官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除有权搜索住房、扣押调查嫌疑人、没收武器弹药和限制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以外，军事司令官不得侵犯其他权利。[38]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首开肯定罗马专政制度的先河：在罗马的各种制度中，这确实是一项应予重视的制度，可算作这个大帝国丰功伟业的缘由。

危机的结束，必须伴之以尽可能地恢复到宪法专政建立之前存在的政治和政府状态中。法令一旦颁行就产生等同于普通法律的效力。

这一点在联邦制国家最为明显。四、中国紧急权力法律制度的多元化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国家社会转型。[28][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以下。[40]前引[38]，马基雅维里书，导论，第16页。

2003年SARS危机爆发以后，这一模式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颁行)、《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3年颁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2004年施行)、《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2005年施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2005年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施行)、国防动员法(2010年施行)等紧急法律、法规相继出现，宪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得到了修改。[35]前引[7]，C. L. Rossiter书，第268页以下。

[19]在罗斯福的推动下，紧急权力在美国被广泛用于治理经济危机、社会冲突等其他新型危机。因为，如果特权是在相当程度上为了它的本来的目的、即为了人民的福利而被运用，而不是明显地与这一目的相抵触时，人民很少会或决不会在细节上从事苛求或斤斤较量，他们不致对特权进行考查。

在最严重的围困状态下，军事司令官获得所有的政府权力，实行军事统治。2.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定治理主体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紧急权力分散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国家机构之中。